公司新聞 - 03/07/2018

【尚乘·亞布力青年論壇創新年會回顧】李小加:香港將成為最重要的亞洲金融中心

6月23日,由尚乘集團與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聯合主辦的「2018亞布力青年論壇第四屆創新年會」,在香港盛大舉行。作為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當中唯一的港資金融機構戰略合作伙伴,尚乘與亞布力不斷深化合作,本次更將亞布力青年論壇首次移師香港舉行。

論壇以「One In All,All In One」為主題,旨在探討時下最受關心的經濟與企業發展戰略議題,包括粵港澳大灣區與金融科技新機遇。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就「同股不同權」、「生物科技公司上市」這一大變革對香港、中國資本市場的影響與嘉賓進行分享交流。

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

中國改革開放40年,內地經濟從開始能吃飽飯,到慢慢富起來,再到現在慢慢強起來,在這整個過程中,香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在最早期的時候,香港市場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窗口。那時改革開放有三件大事:轉口貿易、FDI、資本市場大發展。第一,轉口貿易,中國第一桶金是從轉口貿易做出來的。第二FDI(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,外國直接投資),把中國做成了世界的工廠。第三,資本市場大發展。到現在滬、港、深加起來,大中華區已經變成世界上第二大資本市場,中國最大的保險公司是世界最大的保險公司,中國最大的電信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電信公司,現在越來越多的新經濟公司,像阿裡巴巴、騰訊等,也有可能都變成世界最一流的公司,這些都和資本市場息息相關。

但這三件事都和一個核心的主題有關,就是錢往中國走。轉口貿易也好,FDI、資本市場發展也好,基本上都是中國到外面拿錢。在這過程中,香港所起的作用,就相當於中國一個首要的海外中心,是連接中國和國際市場的一個中間體。實際上從香港的視角來看,過去30年,香港有兩個客戶,一個是中國缺錢的人,包括公司和各種各樣的企業。第二是外面有錢的人,世界的投資人。中國的企業到香港上市,賣了一張股票,這個股票在香港二級市場交易,不斷有外國人在香港買賣中國的股票。

今後要有大變化了。今天中國不再是資本的進口國,而是資本的盈余國,而且中國不知道該拿這些資本怎麼辦,這些錢如果不好好地進行全球投資,會出現大問題。比如日本,日本過去的30年是喪失的30年,在過去20年裡他們國內的經濟一直停滯不前,但它的財富已經撒向了全世界,世界的股權、債券大量進入日本,所以“東方不亮西方亮”。

今後香港又會出現兩個新的現像,那就是中國的有錢人和世界的缺錢人,最後香港就有了四種人:中國缺錢的人、世界有錢的人、世界缺錢的人、中國有錢的人。這是香港過去30年和今後30年的一個大轉變,錢的進口過程將來會逐步轉向出口的過程,出口過程中需要大量的風險管理,包括貨幣風險、利率風險、債信風險等,這些風險需要發展一系列的衍生產品市場來加以管理。

大家對股票市場比較熟悉,股票市場全球100多個,但是全球性的衍生品市場最多只有四五個。彙率的風險、利率的風險、大宗商品的風險等這些風險之間的對衝、管理和交易越來越重要,香港在這方面將變成最重要的亞洲金融中心,最終香港將向期貨市場、風險管理中心市場轉變,而非僅僅是股票市場。

今天,香港上市公司整體市值有30多萬億港幣,但香港GDP只有2萬多億,這個數字很重要,一般國家或地區的GDP與它的資本市場總市值比例為1:1,而香港是1:12至1:14。香港是一個小身體頂著個大帽子,把中國大量缺錢的公司帶到香港。

李小加: 錢並不是很多企業發展的核心競爭力

過去20多年中,香港有兩個比較大的起飛。第一個就是25年前,香港市場基本上只有本地公司、本地投資者,加上少數國際投資者。但是,H股的誕生吸引了更多外國投資人到了香港,是香港股票市場第一次大改革,這次大改革把香港從一個小的區域市場,變成了一個中國市場,代表了國際的投資者。這個市場經過25年的發展,走到今天,在繼續往前走。

過去5年,我們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香港資本市場的貨源基本上還是傳統經濟,而一直無法吸引到足夠的新經濟,其中有一系列的因素,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,就是因為前些年我們對互聯網經濟還不了解。

中國互聯網的起飛讓世界驚嘆,中國借助互聯網一定會超越別人。為什麼呢?就是因為我們的傳統業務對老百姓的服務很差。為什麼馬雲的支付寶、微信的財富通能夠發展起來?最重要的是他們做了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,就是把2000多公裡外互相不認識的人做生意的兩大問題解決了,一個是信用、一個是支付。這些新經濟公司把中國經濟的毛細血管連通了,推動了中國的發展。

說到同股不同權,實際上大家一直有一個誤區,就是認為錢決定了公司未來的發展。傳統經濟都是這樣,誰放的錢多誰就主事,誰就是大股東。既然沒有放那麼多錢在公司裡,那你就不可能是這家公司大股東,也不可能由你來決定事情。大家的共同認識是,錢是未來公司發展的核心競爭力。但是在新經濟中,我們終於徹底地認識到,錢並不是很多企業發展的核心競爭力,人才、主意、思想、方法等等這些無形資產越來越成為很多企業發展的核心動力。可是在資本市場和股權結構治理機制中,從來沒有一種方式能夠給這些公司發展的核心動力提供位置,因此市場自發地找到了這樣一種制度設計。

美國市場是允許同股不同權的,但是其他很多市場目前還不允許。在這個問題上,5年前香港有類似的經歷,本來想在香港上市的公司離開了。

我們經過很長時間的咨詢、改革,經過全市場幾年的共同努力,今天終於完成了上市規則的改革。我們改了三件事:第一是同股不同權;第二,允許生物科技公司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上市;第三是已經在英美上市的大中華,可來香港作第二上市。

改革以後,香港已經開始迎來資本市場發展的新的春天。大家已經看到了小米的招股,它已經開始路演了。我相信在暑假來之前會有一個小高潮,應該是由小米開始,後面也會有幾個,但是9月初以後可能才有一個大的IPO高潮會出現,因為一般暑假時基金經理們都休假了。

當然,今年的市場充滿挑戰,特別是中美貿易糾紛。今年的市場肯定不會那麼平穩,也不會那麼簡單,但是我想大量的新經濟企業,只要是有長遠的發展目標,就不會被短期的市場波動影響。

李小加指出一旦規則確定,監管就不再介入

首先,美國的市場是完全的注冊制市場,香港已經大規模地接近美國市場,但是我們畢竟還有相當一部分的散戶,所以我們還有一定的父母觀念在裡面,但是是屬於非常開明的父母觀念。美國基本上沒有父母觀念,18歲就出門。而內地是孩子30歲了還要管,孩子生了孫子,爺爺奶奶還得帶,一直要管下去。

生物科技領域的公司將來在香港會有巨大的突破。今天由於天時、地利、人和,我們迎來了生物科技的革命,大量的新藥、生物藥開始湧現,同時中國即將迎來老齡化社會,中產階級崛起,人們都能付得起較高質量的健康服務。這種情況下,我們的改革實際上就是給這個行業雪中送炭。

在資本市場,公司一定是要在風險相對較小的時候上市。以前我們一直利用各種各樣的財務指標來衡量公司風險,表明公司風險降低到一定程度,它才可以到市場上拿錢。由於生物科技在產品獲批之前不可能賣一分錢,不可能有任何收入,但是它需要大量的錢做前期的臨床試驗及一系列的研發認定,因此我們在這個時候要給它錢,要雪中送炭。但是投資者風險非常大,怎麼辦?要找到一個合理的門檻。我們最後設定了一個已經通過第一期臨床試驗、即將進入第二期臨床實驗的門檻,市值要達到15億,公司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上市。

有人說香港要好好地把壞公司看住,把壞公司打出去,我告訴大家,我們可沒有這個本事。我們從來沒有跟市場說過港交所可以審閱一個公司的好壞,我們是把客觀標准設定好了,所有來申請上市的公司只要符合這些客觀標准,就可以上。我們只管披露,我們沒有權力在公司達標之後再找它聊一聊,用主觀標准來衡量它到底好不好。

至於公司該怎麼做,他們得想清楚。比如臨床試驗,在協和做了5000人的臨床試驗的藥和在順義某個校醫院做的200個人的臨床試驗,結果肯定不一樣。當然不是說在順義某校醫院做的200人的臨床試驗不好,但我們只能在規模上要求披露,一旦披露成功就不再進行實質性的評價,我無法告訴你哪個公司好、哪個公司不好。

有人說你不是成立了一個由14位生物制藥投資者和科學家組成的專家委員會嗎?但他們也不能管,因為他們也不一定知道哪個公司好、哪個公司壞,誰也不知道這些藥到底是不是真能用,最終還是得靠標准。專家只對專業性問題給出意見,我們也只是在技術上、科學上就一些規則和披露咨詢專家,而且這些專家是被動咨詢,我們不允許他們參加這些上市申請的審核,否則會出現大量的內幕交易和利益衝突。這些專家只是對披露標准給出建議,投資者必須買者自負。

投資者說你們能不能管一下流量?我說:打住。只要符合標准,他自己決定上多少、定什麼價、要不要上股權激勵機制。一旦規則確定,我們就不再去介入,這就是我們的文化。這個文化使得大家永遠清楚,監管者是公平的,是清楚地站在中間的。

舉一個簡單的例子。滬港通開通的時候,到底哪些公司可以做滬港通的標的呢?當時有兩大方案,其中一個就是我們交易所們坐在一起確定香港的哪些股票較好,從而找一些好股票讓內地的投資者來投資。對於這個方案,我們港交所堅決反對,我們不要這個權力,我們認為應該把這個權力交給第三方指數公司,讓指數公司按照它長期在市場形成的一種規則來確定滬港通的標的。

(本文根據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集團行政總裁李小加在6月23日“2018亞布力青年論壇創新年會”上的演講內容整理而成。)